新闻系毕业论文

　　新闻系毕业论文（一）：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介；舆论监督

　　摘要

　　随着媒体的市场化进程加速，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场面。然而传统媒介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部分记者素质不高，有些行业制度不尽合理，新闻行业的法规不够完善。应对这些问题，传统媒介也开始锐意创新，从节目播出形式更加亲民，节目题材更加深入和专业。舆论监督更是指向其背后的公权力问题。但是制约传统媒介的舆论监督健康发展的障碍依然存在，完善相关新闻法规，加强媒介自身建设，带给健康的舆论自由环境成为其必然途径。

　　引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媒介不断发展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十八大”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强民主监督、舆论监督，而传统媒介的舆论监督对于我国反腐倡廉工作有着突出且特殊的作用，我国历届政府对于媒介的监督都十分的重视，央视的《焦点访谈》、《新闻1+1》、《每周质量报告》也为广大民众所熟知。这对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我国此刻关于媒介的舆论监督在法制上有很多的漏洞，有时甚至出现“媒介审判”等诸多不合理不合法现象，因此务必加强媒介舆论监督，出台法律规范监督行为，保护监督权利，使之真正成为社会的“明镜”，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1媒介舆论监督的迫切性

　　如果说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利器，那么舆论监督是另一把锋利的尖刀，它同样具有捍卫真理和正义，鞭挞腐败和邪恶的作用，对公权组织和整个社会都起到强有力的监督功能。最近几年以来，社会矛盾逐渐成为了中国公众瞩目的焦点，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扩大化，三农问题，仇富心态，教育改革，房产价格，医疗社保等一系列问题犹如走马灯一般纷纷闯入人们的视野，同时，许多富于代表性的事件也先后进入国人的事业。所以我国公众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作为新闻媒介该有的职能——媒介舆论监督，也务必得到强化，使其快速健康的发展。苏联建立初期，列宁就说过，“要把舆论监督作为社会主义报刊的重要任务。”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公民、社会和新闻舆论对政府及其部门的监督。”媒介舆论监督就是透过媒介将社会发生的事件和事件背后的真相揭示出来，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进而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最终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健康发展。这句话也点明，在我国目前法制和体制不健全的状况下，有必要透过媒介进行广泛的舆论监督，从而用心的维护社会公平，体现出公共意志和社会公平自由。

　　1.1传统媒介舆论监督的新形势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这句话出自约瑟夫·普利策之口。它充分的表现了媒介及媒介工作者的力量和作用。而新闻媒介首当其冲的重要作用就是运用自己在舆论方面的优势监督整个社会。20xx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进入高速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但是经济的发展与体制、法制的建设相脱节，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灰色收入、拜金主义等，与此同时，媒介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成为监督社会不良现象的突出舆论力量。同时在这个重要的转型时期，胜利召开了党的“十八大”，继续为我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我国的舆论监督一方面将逐步建立法律上、制度上的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务必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个阳光，十分形象的证明了公平、公正、公开的指导原则，其次也代表我国将在在制度设计上充分体现对权力的制约、协调与监督。这个监督毫无疑问将包括舆论监督。也就是说舆论监督将作为监督权的一部分，和决策权、执行权一道，并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上来。这样是对于舆论监督的重要保障。现如今舆论监督已被党提升到十分重要的位置。自19xx年开始，“舆论监督”连续五次出此刻.....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其中，十七大党的政治报告更是要求，“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2

　　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同时，十七大报告中还提到了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0xx年4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这对新闻舆论监督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20xx年5月1日起我国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透过立法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保障公民享有政府信息的知情权，这就是对舆论监督有力的法律保障。

　　另一方面，我国新闻媒体的记者团队不断的壮大，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媒体也随之迅速发展和扩张。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跨国传媒集团也相继进入中国，凤凰卫视等境外媒体收看率飞速提高。记者的队伍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断壮大。从三聚氰胺的“大头娃娃”到轰动全国的“山西假疫苗”事件，我们的记者拨开层层迷雾，给我们还原了事件背后的真相。一系列的新闻工作者组成了媒体舆论监督的有力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媒体的监督队伍不断壮大，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也会越来越完善和强有力的。

　　1.2媒介舆论监督的强势兴起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伴随着媒体的市场化进程，媒体越来越敢说真话，从早期的《焦点访谈》，到此刻各个卫视的新闻节目，不管是早期的南方周末独此一家，还是此刻的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都开始大力进行舆论监督，从这样百花齐放的场面中，不难看出我国传统媒介的繁荣。

　　当然网络媒介的兴起，使得民众更容易贴近舆论监督的前沿，全媒体融合的舆论监督更加有力。网络媒体带给海量的信息，很多的信息都是透过网络首先曝光出来的，而近年来新浪微博更是成为了舆论监督的前沿阵地，在微博上，普通人能够对新进发生的事件发表自己的言论和观点。20xx年的7.23动车事件更是凸显了网络的强势舆论监督作用，从刚开始爆发出的事故，铁道部含糊不清的解释，到发布会上“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言论成为网络流行语，再到网民对于事故结果分析的质疑，最后到王勇平的下台，铁道部对于高铁动车速度的调整，之后由微博引发的报纸，电视等媒体介入和报道，媒体整体的大动员构成了对相关部门的巨大压力，这就是媒介强大的舆论监督。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广大网民的用心参与，使得舆论监督的作用越来越大。像韩寒等一系列的意见领袖也在引领着舆论监督。从“表叔”、“房姐”到官员“艳照门”事件都是由网民牵头，以网络传播，进而受到传统媒介乃至国家的重视，这说明民众的舆论监督意识越来越强烈，媒介的作用功不可没。

　　1.2从《焦点访谈》的改革看传统媒介舆论监督的新面貌

　　央视著名的新闻评论节目《焦点访谈》到20xx年已走过十九个年头。众所周知，该栏目以舆论监督而著称，曾被誉为“中国舆论监督第一品牌”。CSM的一组数据，证明在19xx年，该栏目的舆论监督资料一度占到47％，成为央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不断下降，甚至跌倒了15％。一位网友在央视国际网站表达了自己对《焦点访谈》态度的转变过程是，“由几年前的每日必看、到之后的可看可不看、到如今遇到焦点访谈就换台。”

　　栏目主持人敬一丹认为，观众的这种失望是对栏目的失望，更是对舆论监督的渴望。此前，她曾在全国政协十届会议上坦言，《焦点访谈》近段时期在舆论监督上创下“三低”，“资料、收视率、观众期望值均历史最低。”这都说明，一台好的新闻类节目务必坚持以事实为中心，务必用于承担揭露事实背后真相的勇气和职责。这样才能做出观众喜爱的，无愧于社会的电视节目。

　　20xx年1月1日，开播将近20年的《焦点访谈》首次进行了改版。新增主持劳春燕亮相节目，全程站立播报。随后在新年第一天带领观众们梳理了今年开始实施的新法新规，第二部分新增环节百姓“连连拍”把录像机交到了老百姓手中，透过让普通人采访普通人的形式回顾了2012同时展望2013。

　　从首期改版节目看，许多观众对于《焦点访谈》重拾信心，觉得节目资料更亲民。个性是央视记者不再高高在上地采访别人，而是把摄像机交到了百姓手里，让他们说自己最想说的话，让许多观众觉得很难得。其中一个小男孩应对镜头说：“20xx年我上学了，太累了，每一天要早起，还要写作业，那么难的题干嘛阿，我才6岁。”这个采访，许多观众大赞很真实，说出了很多小孩和家长的心声。另一方面监督报道视角更加亲民，而且引入白岩松和杨禹两位知名电视新闻评论员，代表《焦点访谈》想说真话，敢说真话的节目理念。

　　其实传统媒介舆论监督的创新并不是很难，这需要我们改变以前刻板的新闻报道视角，在报道新闻时，敢于接近事件真相。与观众更加平等的交流，让百姓的言论也能够得到应有重视。可喜的是，我们看到不仅仅是《焦点访谈》，《人民日报》也要增加版面，贴近群众，以普通观众视角看待新闻事件，发掘新闻背后的真相。这些都代表着传统媒介将展示出生机盎然的新气象。

　　2我国传统媒介当前舆论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党和政府开始逐步重视舆论监督，新闻媒体也在舆论监督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舆论监督公共权力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其功效。

　　2.1新闻媒介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首先作为舆论监督的主动实施者——新闻媒介从业人员，他们往往顾虑重重。在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下，批评性报道首先一般不会得到上级首肯，搞不好会被戴上“破坏地方形象”甚至“影响社会稳定”的帽子，这样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媒介从业人员的业务发挥和传统媒介舆论监督的作用。其次为了获得信息来源，他们务必得到地方党政部门和事业单位的支持和配合。这样当他们对这些单位进行监督时，就不得不思考再三，慎重决定。

　　另外部分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毫无道德和操守，丧失基本的职业道德，他们把媒介的舆论监督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搞有偿新闻，比如理解红包、礼金等好处费，甚至收受贿赂，起隐瞒事实的真相。例如20xx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区发生特大爆炸，38名金矿矿工不幸罹难。“6·22”繁峙矿难发生后，非法矿主不是设法救人，而是与个别地方党政官员串通一气，隐瞒事故真相。当天晚上11时，矿主将遇难矿工尸体陆续转移、掩埋。其后几天，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4名记者，已在接到繁峙死难矿工家属举报后赶到繁峙。但他们并未去矿难现场，而是先找上了繁峙县委、县政府，并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盛情款待。事后新华社披露说，“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鄯宝红、安小虎分别收受现金2万元。这不仅仅令我国的舆论监督蒙羞，也玷污了新闻工作者的形象。

　　2.2舆论监督的制度化制约[由Www.YiZhiPu.Com整理]

　　在我国，所有有话语权的传统媒介都是国有资产。虽然，有些传媒也进行了一些经营方式的改革，如财政独立，自负盈亏，独立经营等，最后的节目资料还要进行全面的审查。大部分媒介的领导人主要由政府来任命，低级员工则实行聘用制，对主要新闻则实行预先审查制。在这种体制下，媒体自身的活力受到很多行政或政治手段的约束，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舆论监督功能的发挥。所以，这种舆论监督是自上而下的，并非传统好处上的舆论监督。如中央电视台对一些较高职务的犯罪行为的曝光，其实是传媒按照有关领导部门的指示，在要求的时间和版面予以发布而已，并不是传媒主动揭露的。

　　新闻媒介的事业化、高度行政化决定了我国政府和新闻媒介的关系，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作为新闻媒体职能的舆论监督，其作用的发挥程度必然是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政府的。而新闻媒介究竟是“党的喉舌”还是“群众喉舌”，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视察焦点访谈节目组的时候，亲笔题词“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所以正确的讲，只有当新闻媒介具有独立性，贴近群众，我们的舆论监督才会发挥最大的作用。“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一贯坚持的原则，在此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也必然更多地以正面报道和宣传教育为主，批判性报道比重很小。而舆论监督恰恰主要是透过批评性报道实现的。和西方媒介的多元、分散的公众意见相比，我国的媒体更具有宣传的性质。舆论监督是广大群众的公议行为，监督和宣传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以宣传代替监督。

　　最后一个原因是，根据毛泽东的理论：新闻媒体的另一条战线。所以我国虽然少部分开放外媒进入，但是根据政策公民个人和社团资本还是难以介入现代传媒组织。中国传媒业的定位和产业结构限制了其发展的自由，最终也影响了舆论载体的多元化，使舆论监督成为空谈。

　　2.3舆论监督的法制化缺失

　　我国的新闻行业有很多新闻奖项，如“范长江新闻奖”、“韬奋新闻奖”，但这些奖项的主办者大多是党政机关和受党政部门控制的社会团体，属于官方的奖项奖，在这种评价机制下，新闻媒体的报道方式、报道资料被引导，能够说大部分的奖项给予的都不是批评性报道。所以在奖励机制上，我国就应给新闻媒介、社会团体更多的自由。

　　而舆论监督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其法制化轨道。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相关的法律和行政规章也肯定了舆论监督，但大都是关于义务的规范，如关于维护国家安全、保守国家秘密的规范、保护尊重公民人格权利的义务规范等，缺乏权利的规范，如记者的采访权、报道权等无明文规定，这给媒介的舆论监督带来不小的困惑。而中国关于舆论监督的法律仅限于于《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和一些零星的地方行政法规，体系尚不完善，相关规定也缺乏实践操作性。至今我国没有《新闻法》和《舆论监督法》成为我国言论自由的一个短板。

　　3新媒体时代下传统媒介强化舆论监督的措施

　　如今大部分社会问题大部分由网络揭发而出，传统媒介的舆论监督似乎不是那么的给力了，在新媒体时代下，网络媒介、手机媒介的迅速崛起，使得传统媒介舆论监督的强势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有些时候甚至出现，电视等媒介从网络上找新闻，从舆论监督的引领者变为追随者。

　　3.1传统媒介自身的建设

　　对于传统媒介本身来说，务必要在三方面上做足功夫。

　　第一、新闻工作者是舆论监督的主动实施者，所以一支高素质的新闻工作队伍对于加强舆论监督十分重要。首先，务必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职责意识，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去报道新闻事件，围绕抓住群众关心的带有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报道。增强职自律意识，防止以权谋私，搞有偿新闻。其次，要培养自身的业务休养。精通新闻采访、写作和修改制作等技能，才能掌握舆论监督的主动权和自由权。

　　第二、就目前状况来说，媒体舆论监督尚无法可循，所以务必靠媒体的自律，规避舆论监督风险，防止自身权利滥用，确保舆论监督良性发展。拥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这些舆论监督品牌报纸的南方报业集团，就针对舆论监督、新闻批评制定了内部的职业道德操作规则。该规则对舆论监督从选题、采访到写作、刊登，每个环节所应遵循的职业道德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这对确保舆论监督的顺利开展，预防新闻纠纷起了很好的保障作用，也为其他媒体带给了有益借鉴。

　　第三、应对新媒体的强大攻势，首先传统媒体务必与网络媒体进行优势上的互补。传统媒介能够依托网络等新兴媒体传播速度快，无线搜索以及强大的互动功能，及时发现社会热点事件、舆论焦点，给予全面的关注，提升传播速度，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引导大众的舆论方向，将舆论监督主阵地的地位掌握在自己手中。其次传统媒体要善做高度、深度报道，发挥其权威性的后发优势。在新媒体传播速度快的状况下，能够透过对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进行专题报道、评论、深度解读等方式，引发整个社会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使舆论监督的效果更具广度和力度，体现传统权威媒体的高度、深度。如华南虎事件透过网络进入公众视线后，但最终却是传统媒体揪出真相。《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以及央视《新闻调查》等传统权威媒体并没有停留在对于周正龙个人行为的追究上，而是指向了他背后的公权力问题。

　　3.2推动传统媒介舆论监督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传统媒介的舆论监督除了自身良好地建设，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持。

　　第一、言论自由需要必须的空间才会得以保障，而舆论监督的作用能否得到充分的发挥，关键是营造对于舆论监督的良好氛围和环境。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从思想上能自觉理解来自各方面的监督，能够承受被批评的压力，鼓励和支持新闻传媒大胆开展监督。这在“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已有体现。另外还务必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新闻传媒要主动向人民群众带给必要的条件，倾听了解他们的诉求。如开设读者专栏等，组织各种座谈会、听证会，听取群众意见，吸引群众的参与和支持。

　　第二、有一个良好地氛围，当然还务必从制度上保证舆论监督，在我国媒体对相关部门的批评性报道最后都不了了之，一方面本地媒体受上级主管部门制约，一方面私下的公关也成为阻碍，这最终使许多舆论监督的稿件“流产”。就像去年的交警异地执勤的方法，舆论监督也能够实施异地监督，一方面，异地监督能够斩段与当地政府的联系，异地媒体不必看当地政府的脸色，另一方面，一些被采访的对象对不会担心受到打击报复，有利于采访对象用心主动地揭露事实的真相。

　　第三、务必赋予新闻媒介相对独立的地位，新闻传媒的独立地位是保证言论自由的重要条件，缺乏独立地位的舆论监督是一种徒有其表的监督。传播媒介的行政体制，降低了新闻媒介的可信度，就如果运动会中，运动员既是裁判也是运动员，自然相关报道难以令人新服，这最终会影响新闻传播和舆论监督的效果。所以，务必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新闻媒介独立的地位和作用。而要想获得相对独立7

　　的地位，就要务必要从舆论监督机构的经营权、财权、人权等方面展开。首先要新闻媒介的经营自主权是必不可少的，而事实上目前一些传媒机构已经开始允许多元的经营者进入，大多数传媒机构也开始实行管办分离，使得舆论监督的主体有了必须的自主性。媒介经营的自主化来源于金钱上的独立，所以要组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媒介机构。只有这样，舆论监督才不会受制于行政管制。而最后务必减少由党政机关来任命媒介负责人的做法，这样才能避免“说清”之风，才能保证舆论监督的稿件原原本本的呈此刻群众面前。

　　第四、媒介舆论监督的法制化务必跟上，这点期望我们的相关立法机构尽快出台《新闻法》和《舆论监督法》及相关法规，保障舆论监督的正确健康的发展。要从宪法到基本法全面系统地阐述新闻媒介的权力、义务和职责，法律的细节化、细致化才能带来具体的可操作性，才不会让舆论监督成为空洞的概念。将舆论监督纳入法制轨道，加强制度建设，逐步推进和实现舆论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这才是是确保舆论监督得以顺利实施的最关键条件。立法务必要突出舆论监督的权利性质，多做权利性的规范，保障公民透过新闻媒介了解状况、表达意见的权利，同时还要保障新闻媒介及记者的的采访权、报道权、公民批评权。更就应应明确公众的知情权，在西方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有一条，就是对于任何事物的质疑权，即公民能够对公共事物进行怀疑但不负有过失错误，没有举证职责，公共机关或者人物对这种怀疑务必予以正面回应，且不受相关名誉权、保密权的法规影响，防止以保护相关权为由，则抵制公众、媒介的舆论监督的现象发生。当然，对于滥用监督的行为，如泄密、干涉司法审判、散播虚假信息、蓄意诋毁国家单位和工作人员等违法行为也要明确职责。只有推动舆论监督的法制化，才能根本保证其有法可依，才能真正让

　　舆论监督走上正确、健康、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结论

　　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之下，舆论监督是规范政府行政行为、依法执政的重要保障。在我党的政治报告中，越来越强调舆论监督的作用。这天，社会结构的发生转变、不同群体和不同利益诉求的相继出现、舆论监督呈现出不同的新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舆论监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作为党和人民群众的喉舌，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要准确把握新的形势、新的规律，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相关部门要支持配合媒介和群众的舆论监督，为舆论监督的正常运作带给宽松的环境氛围、优质的制度程式、健全的法制保障，力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下使舆论监督水平不断提升，为构建和谐社会、为阳光政务公开负起传媒应尽的职责。舆论监督是党和国家六大监督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种，它的实质人民的监督。务必让公民依法享有运用新闻传媒充分发表意见，推荐和呼声，表达自己的意志的权力和自由，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实干兴邦的社会主义社会。

　　致谢

　　本论文是在我的指导老师师XXX老师的亲切指导和关怀下完成的，她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XXX老师不仅仅在学业上给予我精心指导，而且在思想生活上给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此向袁丽媛老师表达我们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此外还要感谢小组的同学，互相帮忙下，我们一齐共度一个个困难，直至论文顺利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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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郎劲松.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M].新华出版社.20xx年版

　　[6]邹举.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及改善对策[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xx年：23-26

　　新闻系毕业论文（二）：

　　试析灾难性信息传播中的“阿毛效应”现象

　　论文关键词：阿毛效应；审美疲劳；沉默的螺旋；第三人效果

　　论文摘要：灾难性信息由于其重大性、突发性、紧迫性特点，对民众生活影响很大，在传播过程中容易产生“阿毛效应”现象。不论是激励性信息、伤悲性信息还是警示性信息，如果传播策略失当，强度、角度、频度不能进行准确把握和调整。则会适得其反，降低正向传播效果。因而，在信息本身的真实可信前提下。媒体体应分析受众心理，转变报道思路。提高报道技巧，避免无休止重复传播而产生“阿毛效应”现象。

　　汶川大地震使中华民族经受了重大考验。灾情发生后，媒体能迅速反应，透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渠道，及时、有效地传播信息。透过第一时间信息权威发布，消除民众对信息的不确定性，阻止了谣言传播；不回避问题，对灾情的严重程度予以客观、真实、及时报道，呼吁和感谢社会各界的鼎力援助，体现出构建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的理念。宏扬社会正气和民族精神，将大灾面前良好的国民形象向全球传播，赢得了世界的肯定和赞扬。在民族灾难面前，正是媒体的快速反应、有职责感的权威报道，稳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起到了良好的舆论引导作用。

　　信息传播要到达良好效果，要有—个量的积累过程，同时要营造出有利的舆论氛围，从这一方面来看，几次灾难性事件报道做得较为到位。但是，从受众对信息的理解规律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灾难性信息传播的强度、角度、频度就应进行准确把握和调整，否则会适得其反，降低正向传播效果，出现“阿毛效应”现象。

　　一、“阿毛效应”概念界定

　　“阿毛效应”的说法，来源于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小说主人公祥林嫂在她的儿子阿毛被狼吃掉以后，使她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支撑，到处向别人诉说。刚开始，还能得到人们同情的眼泪和安慰，她的心灵也得到抚慰，慢慢地，人们厌烦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之后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厌烦的头痛。”读者对祥林嫂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同时对鲁镇人的麻木冷酷感到痛心。看起来，祥林嫂的痛苦经历已经成为人们的笑资，同情被消解，自己的苦楚在别人看来是寡味无聊而且一文不值。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就会有一些新的发现。鲁镇的人一开始并不是麻木的。“四婶起初还踌躇，待到听完她自己的话，眼圈就有些红了。”“男人们听到那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地走了开去；女人们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人们的厌烦是由于故事重复得太多，人们已经失去新颖感。“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当她一开口：“我真傻，真的。”他们便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这种现象可称之为“阿毛效应”。

　　笔者认为，“阿毛效应”是指同一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传播次数的增加而传播效果逐渐降低的现象。即使高信度的信源和信息，经过单一形式的高频度传播，也会使正效果下降，甚至带来负效果。着名传播学者霍夫兰等人透过实验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可信度信源的说服效果会出现衰减，而低可信度信源的说服效果则有上升的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一种较有力的解释是人脑的忘却机制在起作用。根据艾宾豪斯的忘却曲线原理，人脑对信息的记忆量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少，而忘却是从信息的次要属性开始的。也就是说，由高可信度信源发出的信息，由于人们对信源的信任，其说服效果最初可能会大于信息资料本身的说服力，而低可信度信源发出的信息，由于人们对信源怀有不信任感，其说服效果最初可能会小于资料本身的说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信源与资料联系的记忆逐渐淡漠下去，由信源居主导地位的可信性效果趋于减弱或不见，资料本身的说服力才能较完全地发挥出来。但资料本身如果是对受众感性刺激的话，这种刺激也会随频度的增强而效果下降。

　　二、灾难性信息传播产生“阿毛效应”的危害及原因分析

　　激励性信息，如多次传播，会减弱激励性。同样，伤悲性信息，如多次传播，也会减弱伤悲性。激励是透过正面引导，促使受众感情的瞬间进发，对诉求现象产生良好感受，进而向其靠拢，诸如在战争年代，大战之前先放映一些凸显英雄形象的影片，使士兵在很短时间内构成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和对敌人的仇恨，使其在即将应对的战争中奋勇杀敌，增强其爆发力。众所周知，能量是守恒的，爆发力越强，持续时问越短。就如同抗震救灾宣传一样，刚开始，民众会从民族大义出发，出现一系列用心反应，比如争当志愿者、捐款捐物。但当热情过后，就会出现身体与心理的疲惫，而对持续不断的激励性信息反应迟钝，甚至抵触和抱怨。伤悲性信息也一样，刚开始，出于人的善良本性和人道主义舆论环境，会表现同情和不安，但久而久之，伤悲会削减，出现对“阿毛事件”一样的态度。

　　同样的道理，警示性信息，传播次数过频，也会降低警示效果，甚至出现娱乐化倾向。运用“敲警钟”的方法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促成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向必须方向变化，也是一种常用的说服方法。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敲警钟”具有双重功效：首先，它对事物利害关系的强调可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的注意，促成他们对特定传播资料的接触；其次，它所造成的紧迫感可促使人们迅速采取行动。但是由于“敲警钟”基本上是透过刺激人们的恐惧心来追求特定效果，会给对象带来必须的心理不适；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容易招致自发的防卫性反应，对传播效果产生负面影响。要寻找产生“阿毛效应”的原因，务必从美学、传播学中的几个关键词来分析和探讨，如“审美疲劳”、“沉默的螺旋”、“第三人效果”等。

　　在经典的文艺美学着作中，与“审美疲劳”这个词好处相近的一个词是“审美反感”，“审美反感”是“对丑的作否定评价”的审美体验。在上世纪90年代的几篇文章中，有人把“审美”和“疲劳”相结合成“审美疲劳”，并把它运用到美学论述中作为美学词汇来使用。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由于大众媒介传播信息具有批量化、杂糅化特点，加上大众文化的诉诸感官的特点，如果感觉上的官能刺激过剩且得不到有效地舒解(情感升华)，那么，就会由于心理上的厌倦而产生审美疲劳。多媒体时代的大众文化，它的目的在于使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体验，这主要是获得一种感官或者生理上的满足。21世纪，我们已经进入了数码和网络时代，互联网、电视、电影、手机都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一天都淹没在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中，这使得我们的感官始终处在官能的兴奋状态，当代大众传媒技术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感觉的需求。然而，当声光色影等那种人与环境直接而直觉的关系满足了人们的官能需要时，令人回味的“文字增强人的逻辑分析和留有余地的思维空间”也随之断裂，这势必会造成感觉上的官能刺激过剩造成人的感官的忙乱。正如麦克卢汉把声光色影构成的场景比喻为“一场芭蕾”，透过电子媒介进行阅读是一个使眼睛和耳朵

　　构成交互穿梭的过程。“眼睛耳朵和口语的复杂的穿梭关系一旦参与这一场芭蕾，那就必然要重塑整个的摄取生活，包括内心和外在的生恬。就要创造那种当代艺术重新发现的‘意识流’，但是同时它必然要产生感知和回忆活动的多重障碍”。“人体的感官”毕竟不同于“技术的感官”，人类在单位时间内对信息的理解量是有限的，即便不会像电脑那样当信息量增大时会“死机”，但也会因“应接不暇”而疲劳!

　　“沉默的螺旋”理论是由德国女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于19xx年提出的。诺依曼强调人的社会天性，为防止交往中的孤立，人总是寻求与周围关系的和谐。这样，就构成一种“沉默的螺旋”现象：当人们感觉到自己的意见(可能是一种新的意见，或者是一种业已存在的意见)属于“多数”处于“优势”时，便趋向于用心大胆地发表这种意见；当发觉自己的意见属于“少数”或处于“劣势”时，遇到公开发表的机会，可能为防止孤立而持续“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构成一种一方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介，由于它们本身具有必须的权威性，传播的资料具有公开性、显着性，传播几乎无处不在，加之报道资料的类同，传播在时间上的持续和造成的信息积累，它们所提示的和强调的意见很容易被视为主流意见，或者是未来有发展前途的意见，这些意见能够从容表达而不会受到孤立。于是，“沉默的螺旋”现象最超多地出现于公众理解大众媒介之时，这种认知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压力或对安全感的需求，使得多数公众在公开表达意见时采用媒介上不断重复的词汇和观念，并产生决定和行为上的连锁反应。但同时也会因压抑寻找途径发泄，正如此次

　　地震发生后出现的“范跑跑事件”，在凤凰卫视讨论和网上调查时，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赞同的声音。这就说明，舆论如果不能正确引导，少数人的“沉默”会从另外的方向爆发出来，产生非正向的效果。

　　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efect)理论是最近十多年来西方传播学者极为重视研究的范畴之一。最早提出第三人效果的学者是美国人戴维森(Davison)，在19xx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到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则故事：那时，日本人透过侦察获知，在一个太平洋小岛上的美国驻军由白人军官和黑人士兵组成，于是便向该岛空投大批传单，传单上写道：“这是白人挑起的战争，日本人和有色民族并无纷争因此黑人弟兄们“不要为白人送死，要找机会投降或逃亡”。结果，在空投传单的第二天，该岛上的美军竟然全部撤退了。之后发现，传单其实对岛上的黑人士兵并没有产生影响，而是白人军官担心士兵们真的会逃亡。因此造成了这批美军的退却。同样的道理，在一些传播效果的个案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个搞笑的现象：大多数人会认为大众媒介对别人的影响力较大，而对自己的影响力较小。换句话说，人们会倾向于低估大众媒介对自己的影响力，或高估大众媒介对别人的影响力。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也会由于第三人效果原因而出现相互之间的消极依靠，比如救灾的行动，很多人会认为这样大的民族灾难，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伸出援助之手而不在乎一两个人的力量，有那么多的人捐款，而不少我这几个小钱，结论很明显，都这样想就会

　　出现大难面前无人伸手的尴尬。

　　三、防止灾难性信息传播中“阿毛效应”产生的推荐

　　首先，信息本身的真实可信是前提和基础。这就要求信息传播者务必从事实出发，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我们的官方媒体表现值得肯定。第一时间权威发布，消除民众对信息的不确定性，阻止了谣言传播。但应当承认，“非典”时期，我们的大众媒体并非如此。就“非典”本身而言。它有危害性，威胁到人的生命和生存；它有破坏性，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它有不可预料性，难以估计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更可怕的是它有难控性。事实上，任何灾难性事件都具有以上特点。而“非典”信息报道并不是及时而且真实，在网络背景下，加上民众间人际传播，出现了令官方和大众媒体尴尬的境遇，最后不得不真实报道，才遏止住了谣言传播和大众的恐慌。但毕竟后果很严重，尤其是媒体公信力受到重大挑战，直到当下，重构媒体公信力仍然是热门话题。这样看来，立足事实的真实报道仍显重要，

　　其次，就应避免无休止重复传播。虽然说重复是信息传播的基本特点，信息需要重复，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度”，就会朝相反的方向去了。从更深一个层次来看，出现审美疲劳的受众对信息的感知和刺激会变得迟钝，当真正重要的信息出现时，也不会有明显反应。当下很多媒体为了提高收视率，精心策划并播放一些弱势群体或者急需帮忙的人与事，拨动受众善良而敏感的心弦，刚开始，民众的本真与善良会使一部人得到帮忙，但慢慢地，民众会出现审美疲劳，见怪不怪了。而当真正需要帮忙的信息出现时，民众会不为所动，最终被视为善良的泯灭。同时还会出现第三人效果，很多人会认为对别人影响不断增强而对自己影响不明显；会出现“沉默的螺旋”效果，声音被压制而得不到有效释放，最终会出现反感情绪甚至走向反面。这样看来，就应负更大职责的是传播者的过度重复传播。如同“阿毛效应”一样，不能怪“阿毛”，更不能怪周围的民众，而只能怪传播次数过多和频度过高。要避免重复传播，能够丰富素材，多角度、全方位报道，一方面，信息的丰富能够缓解受众的审美疲劳。另一方面，能够消解一个声音的枯燥，两面诉求能够避免一面诉求的绝对。同时适当调整报道频度，拉长间隔能够修复过高频度带来的心理抵触

　　。

　　最后，分析受众心理，转变报道思路，提高报道技巧。前文提到，激励性信息，如多次传播，会减弱激励性；伤悲性信息，如多次传播，会减弱伤悲性；警示性信息。传播次数过频，会降低警示效果，甚至出现娱乐化倾向。周作人说过，人毕竟是人，人只有人的力量。如果过分宣传英雄，会拉远普通人与英雄之间的距离，感觉这仅仅是一部分人能做到。跟自己关系不大，显得遥不可及；如果伤悲被消解，会使民众失去同情心，感觉见怪不怪了；更为可怕的是警示被消解，会减低民众的警惕意识，“狼来了”心理作祟，防范意识不见，灾难来临时会措手不及，人为增强灾难的破坏性。就应打破一味说教的传统思路，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比如对话讨论、文艺作品再现真实存在，增强新颖性和可读性。

　　总之，正确应对灾难，最大程度减少灾难损失，持续保护民众关注灾难，同情弱者，共同伸出援助之手，展现社会正义，众志成城共度难关，需要全社会努力，更要求主流媒体树立公信力，提升传播水平，避免产生“阿毛效应”。

　　新闻系毕业论文（三）：

　　引言：主持工作是有声的艺术创作形式，透过主持人对文字材料的感悟理解，以有声语言的形式传播给受众。

　　在媒体分布多维化、信息资源广泛共享化、媒介形态竞争日趋激烈的这天，节目的制作传播形式和栏目风格越来越受到创作人员的高度重视，而对于一个栏目来说，主持人的个性化风格又起到决定性作用。在由许多栏目和版块构成的电视台整体节目中，这些栏目和板块的内部构成都是以主持人主持的形式呈现，甚至更有一些栏目名称直接用主持人的名字命名，使栏目因主持人的个性化而构成栏目独一无二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节目主持人的个性风格是节目收视率、栏目成活的关键。对于主持人个体来讲，他们个性化风格的建构不管是对于自身发展还是栏目成功甚至中国电视业的发展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一、有声语言创作中主持个性风格建构的必要性

　　（一）主持人个性化风格是有声语言创作的题中之义

　　主持人是媒体和受众之间联系的桥梁，没有主持人的主持工作，资料再丰富的节目都无法传达给受众。从中央电视台19xx年7月12日开播的《观察与思考》节目第一次打出主持人字幕以来到这天二十七年的时间，主持人已经成为中国的受众再熟悉但是的名词。主持人的工作处于传播过程中“喉舌的喉舌”。主持是一门对语言艺术要求很高的工作，它透过有声语言和副语言与受众进行交流，其中有声语言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为语言是与受众进行交流的最主要的方式，无论新闻、综艺还是娱乐节目都是透过有声语言来传达的，播音员、主持人有声语言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节目的整体质量。同时，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有声语言作为一种有声符号必然包含了主持人对书面语言的个人理解、承载着对作品感悟的思想感情。别林斯基说“一个人的一切作品无论在资料和形式上怎样分歧，还是有着共同的面貌，标志着仅仅为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因为它们都发自一个个性发自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我。”[1]这说明无论一位主持人如何加工、组织素材，原始文字材料的理解和表达都务必经过他所特有的文化素养、审美感受、性格气质和语言表达才能的过滤，不可避免的打上主持人个性的烙印。

　　（二）传媒业的发展和实践呼唤主持人的个性化风格

　　关于个性化，从宏观上看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带来的必然的多元化需求，从微观上看是传播激烈竞争的必然趋势。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以前说过：“向未来挺进，就必然要脱胎换骨远离标准化，脱离产品的划一，脱离千人一面的艺术。”[2]《十分6+1》的成功与具有个性化特征的主持人有直接关系。制片人哈文说：“节目组几十个人在工作，到了录制现场，就只有看主持人的表现了。主持人就像汽车驾驶员，方向盘、油门、离合器都由他操作，在关键时刻，只有他能控制现场；主持人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这句话通俗地道出了主持人风格的关系相辅相成。随着电视传媒业‘窄播化’进程的加剧，节目主持人‘大众情人’的时代也将宣告结束，主持必将分众化，以最大程度地吸引着自己节目所针对的受众的目标，满足这一特定部分受众的收视需求进而满足他们选取节目的心理需求。与这种分众化趋势所映照的是，个性主持人将会随之受到推崇。在广播电视传播中，播音员主持人是传播主动一方的最后执行者、是传播体的代表，他们就应成为一个栏目、一家电视台的个性化标志。在遵从社会主流价值决定和对栏目定位及传播对象的认识和遵从的基础之上，主持人的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特的视角、独到的见解、独创的构

　　思、独有的感受和独具特色的语言表达都是个性化的特征。时代发展呼唤主持人的个性化，传媒的分众趋势呼唤主持人的个性化，主持人职业的生存模式更需要传播者自身的个性化。

　　（三）受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要求播音主持风格的多元化

　　从“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全国二十几家电视台发展到如今年的360家电视台；电视节目套数也发展到了2058套。受众也从二十年前收看几套节目的几个主持人到此刻能够收看各个频道的栏目和不同风格的主持人。中国电视的成长与观众的成长是同步的。应对成熟的观众，电视栏目与节目的创新更增强了难度，对电视传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受众不再满足于单一的传播模式，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渠道丰富了个体的选取。在这种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一个对主持人而言“个性即生命”。凤凰卫视“早间说新闻”的异军突起引起大陆电视人的深刻反省。人们如此热烈地欢迎这样一种简单愉快的主持风格充分反映出在内地电视人创造的播音主持风格与受众多元化需求之间存在着急需填补的空白区间。再如江苏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的主持人孟非，据AC尼尔森南京地区电视节目收视调查公司的数据统计：《南京零距离》开播第二周，就进入排行榜(周平均收视率)前50名；第六周进入该排行榜前15名；第八周成为该排行榜第一名并一向持续领先。平均收视率为8．8％，最高收视率为17．7％。直今仍持续着高收视率。[3]勿庸质疑主持人孟非直陈观点，不隔靴搔痒的个性化主持方式已经成为了“节目中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了观众喜

　　欢的主持人并且在20xx年获得了首届中国电视十大名栏目名主持的称号。受众这种多元化审美需求也能够从主持人观念的不断革新中寻找到端倪。

　　二十年来，对应着电视传播理念与主持人节目的发展变化，主持队伍构成经因了四个阶段，与此同时，主持人的综合素质、来源、工作机制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第一阶段:主持人节目初创时期(1980—1983)

　　2.第二阶段:主持人规模扩展时期(1984—1992)

　　3.第三阶段：新闻评论类主持人节目崛起时期(1993—20世纪末)

　　4.第四阶段:主持人节目深入发展时期(20世纪末—当前)

　　综上所述，二十几年来主持人节目走过的四个阶段，我们不难看出主持人主流演变的轨迹是：从普通话语音、单纯的语言表达的语言基础层面的素质要求，以及一味强调漂亮年轻

　　的误区，向关强调人文素养，重视文化内涵和看好个性创新潜力的综合素质的变化。

　　二、制约主持人个性化风格建构的瓶颈因素分析

　　现实的状况是，个性鲜明的主持人毕竟为数不多，个性是在一些省级和地市级电视台，一方面播音员主持人岗位编制已满，一方面却又缺少优秀的主持人。那么制约播音主持风格构成的瓶颈又在哪呢？笔者认为，制约主持人个性化风格构成独特风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物理的、社会的、心理的因素都能够是影响个体主持人个性化风格构成的重要原因。综合而言，以下方面问题值得个性关注：

　　（一）院校的模式化培养模式

　　有调查显示：在我国现阶段电视节目播音员、主持人的队伍当中，具有本科学历的占了70%，而在这70%当中播音主持专业的毕业生又占了45%[4]比重之大。这一群体势必会对整个播音主持队伍的的发展起到了领军的作用，与此同时，院校模式化培养的烙印在他们身上也体现无遗。

　　1、专业院校招生选拔对播音主持风格的影响

　　全国播音主持专业院系的招生，基本都被纳入了艺术类招生，考核成绩由高考成绩和专业面试成绩构成。其中专业面试是对考生声音、形象、普通话语言表达方面的先天条件及后天基础做出决定和选取，往往具有很严格的评判标准；而对考生高考的成绩的要求却远低于一般高校的录取标准线。考核标准的跷跷板“相貌、声音”一头被抬高，“文化素质”一头被压低，这种重视了现有显性基础，但忽略了隐性发展潜力的倾向是令人担忧的。同时，一些不具备办学条件的院校纷纷开设播音与主持专业，招生条件放低、教学不规范、毕业生就业也成为难题，这些直接影响到播音主持队伍的发展，更加影响到主持人个性化风格的构成。

　　2、播音主持专业课程设置对播音主持风格的影响

　　多数院校的播音主持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偏重专业课程的开设，忽视人文课程和社会实践的开展。学生在校时理解较多的语言表达方面和外部形态的有关训练，但人文素养不足，社会了解不深，因此在工作单位表现为：“上手快但内涵不足，出场鲜亮但后劲不足”；主持人节目的深入发展和多样化发展，需要复合型的、有生活阅历的主持人，专业院校的毕业生知识结构的上层建筑扎实，基础建设空虚的“工具理性”式的畸形直接导致了技巧载体下的个性表达不足。

　　（二）主持人自身素质对个性化风格建构的影响

　　素质，按照《辞海》上的解释，是指“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5]而所谓人的综合素质，就是人们自身所具有的各种生理的、心理的和外部形态等方面的较为稳定的特点的总和。个体素质的表现形态至少能够体此刻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几个方面。作为节目“灵魂”的主持人，自身的素质高低不仅仅能够影响到个体风格的构成，也直接影响到整个节目的质量。

　　1、缺乏政治性敏感性：20xx年2月25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心灵之约》节目正在进行直播，主持人罗刚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谎称要谈“中日友好关系”，在约定的三分钟时间里，这位自称“小原真太郎”的人却大发反华言论，直到三分钟后，罗刚才进行反击。节目播出后引发了听众尤其是青年听众强烈的愤怒情绪，主持人罗刚和导播因为工作的严重错误，而被开除公职。这一事件折射出新闻媒体的政治导向性，也为主持人政治素质的建设敲响了警钟。党的指导思想、先进理论是对社会实践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是我们经济、社会、思想建设的方向标，对此务必持续高度的关注并上升到思想上层建筑的高度。

　　2、思想、文化素质积淀不足：据调查分析，20—30岁之间的主持人在我国播音主持队伍当中占有45%的比例，40岁以上的主持人仅占4%。而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知名度的主持人，像丹拉瑟、汤姆布罗考等都是人到中年，甚至更大年纪时才坐上了主播的位置。他们几乎都是资深记者出身，有着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和社会阅历，更准确的说他们有着较高的思想和文化素养。思想素质总是与必须的社会群体规范、行事风格、道德取向紧密联系的，并在此基础上构成深邃的群体觉知、道德决定、道德选取潜力，这种潜力对不同层次受众群体的思想把握十分必要；而那里提的文化素质更类似于心理学中的晶体智力，总是和必须的专业和相关知识的积淀联系在一齐，它对于开拓主持人独特的视野、丰富言语载体的资料、构成独特的个性风格不无裨益。因此，如何丰富和提高我国主持人的思想和文化素质、构成年龄结构的合理梯次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同时良好的心理素质也是都是制约主持人主体构成个性化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良好的心理素质不仅仅指对自我情绪和外部形态的良好调控，也不仅仅指对现场状况的良好协调和随机应变潜力，它还应体此刻对受众心理、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准确把握上，只有这样才能构成稳定的行为反应和问题处理风格，构成个性鲜明的播音主持风格。

　　（三）评价主体对主持人个性风格建构带来的影响

　　作为评价的两大主体——受众和播音员主持人的管理机构，两者都能够说是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衣食父母”。但是一部分受众和广播电视管理机构的认知不同也是导致主持人丧失个性化风格的主要原因。

　　1评价主体之一——观众

　　电视是动态的传播媒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双向性。做为受众，他们的喜好决定了主持人和其栏目的成活和发展。而受众的文化程度、知识背景不同，对于主持人以及节目的喜好就会大相径庭。而这种喜好的交互作用能够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因为节目高品位、高质量，主持人的个性化从而提高了受众的观赏水平，另一方面，为了调和“众口”，为了迎合部分观众不高的欣赏水平。某些节目和主持人以牺牲节目风格和自我的个性为代价期望使受众满意。笔者认为：主持人是以双重主角出此刻节目中的。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主持人就应思考受众的社会心态和理解心理。主持人竭尽所能的认识及把握受众的需要，并能追随受众进而引导受众。用真实的、非虚构的空间相互交叉组合的结构方式来传播；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置于文化背景上，把深奥的文化问题化为具体的生活现象。

　　但是主持人也要处理好受众中心与传媒引导的关系，处理好商业利益与社会效应的关系，不懈努力地提高节目的文化含量，少一些庸俗、媚俗，多一些健康、益智、怡情元素。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和波特指出：在新闻传播中，“一个人用整个身体进行传播，并且动用全部力量来解释收到的信息”。[6]作为一个主持人，只有用整个身体、用全部力量来传承悠久的民族文化，才会有吸引受众的永恒魅力。

　　2评价主体之二——广播电视的管理者

　　广播电视的管理者他们的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评价对于主持人个性风格的构成也有巨大的影响。广播电视学会和各级电台、电视台的领导等权威机构和人员对待主持人有着“生杀大权”。但这一评价机构的组成人员更就应紧跟国际接轨，紧跟电视业的发展步伐，由各个方面的人士组成，全面的、立体的、多维度的看待主持人的发展。单从业务的角度去简单地评判一名主持人的好坏，不仅仅了影响一个好主持人的潜力发挥，更会毁掉一个好的栏目。倾听多方意见、综合思考主持人的发展才是发展之策。

　　崔永元在一次在央视主题为“珍惜受众信任，推广健康形象”研讨会上直言道：“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目前有些电视台把收视率当成命根子，因为收视率影响广告收益，收视率也就成了衡量节目质量和主持人潜力的标准，从而造成少数主持人放松自身约束，迎合庸俗、低俗之风。当然这一言论有特定的指向性，它针对的是面向特定审美层次受众的一些娱乐类节目，因为这一群体构成了人群的大多数。追求收视率无可厚非，它是媒体生存的基础，问题是如何构成面向不同群体的不同审美层次的栏目、构成不同主持风格的个性化栏目，这不仅仅是提升媒体层次的需要，也是社会受众审美水平不断提升的需要，是社会群体自我素质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结合不同类别节目，构成多元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媒体管理主体改革的一个方向。

　　三、有声语言创作中主持人个性风格建构的途径探索

　　找到了制约播音主持风格建构的症结就像找到了病人的“病根”，“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有声语言创作中主持人个性风格建构的途径探索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身素质的提高

　　主持人素质的全面提高，这种提高除了在技术层面、观念形态、知识结构等方面需要“长跑+快跑”之外，更应在综合潜力及心理、品格上狠下功夫。越来越多的主持人更多更广的参与节目的选题、策划。随着主持人中心制的逐步推行，更多的主持人将成为节目和栏目组的双重负责人。目前，主持人和所有新闻从业人员一样，正面临着席卷全球的信息革命所多方改变，面临着新技术时代的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解决有声语言创作中个性风格平平的主要途径。

　　（二）建立多维度的用人选拔机制和院校培养方式

　　央视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兼制片人张斌说：以往的电视是一种很封闭的渠道，此刻门槛低了，但是要求更高了。比如北京电视台的元元，上海电视台的曹可凡和央视《今日说法》的撒贝宁都不是从专业院校出来的，但是他们却成为了受众喜爱的主持人，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和生活阅历是他们成功的基础。院校的培养就应尽快制定和改善：

　　1双学位培养复合型主持人

　　专业院校能够面向各类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开办主持艺术双学位，而不是现今的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

　　2完善就业机制：

　　专业院校就应在学科当中更多的加入实践